文/馮小芒
責編/劉霞

貨幣是人類經濟生活最重要最核心的因素之一,是用作交易媒介、儲藏價值和記賬單位的一種工具,是專門在物資與服務交換中充當等價物的特殊商品,是人們的商品價值觀的物質附屬物和符號附屬物。

貨幣形態:從古典向現代的理性化轉向

貨幣的使用始于物物交換的時代。在原始社會,人們通過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換自己所需要的物資,比如一頭羊換一把石斧。但是有時候受到用于交換的物資種類的限制,不得不尋找一種交換雙方都能夠接受的物品,這種物品就是最原始的貨幣。牲畜、鹽、稀有貝殼、寶石、沙金等不容易大量獲取的物品都曾經作為貨幣使用過。早期的這種貨幣形式被稱為實物貨幣或原始貨幣。它們有著共同的特征,即自然性;也就是說,它們都是純粹的自然物,沒有任何人工施加于其自然屬性之上的性質。

商代貝幣,中國最早的貨幣。最初由天然海貝加工而成,后又出現骨貝、銅貝等。其中,充當貨幣最普遍的天然海貝為“齒貝”,腹部帶有槽齒,背部隆起,又稱“貨貝”。

經濟學通常規定“一般授受性”為貨幣的本質。一般授受性是指貨幣作為交易媒介,在商品交換過程中所具有的、人們既愿意支出(即“授”)又樂于接受(即“受”)的特性。

純粹的自然物如何成為貨幣?韋伯式的經濟社會學認為:從純粹自然物到貨幣是一個長期的觀念演進過程。貨幣是一種工具,它的產生始于人類的理性對社會交換媒介的反思和構建,其最初的形態是人類理性對自然物進行加工的結果。這是一種意識層面而非物質層面的加工,即自然物本來的物理屬性并沒有改變,而是被人類理性賦予了貨幣的功能。當自然物作為貨幣被使用的時候,它原本作為自然物的意義就被“去自然化”而成為人類理性的加工品。這種“去自然化”操作,使得抽象的商品價值具體化為共同的衡量標準,成為人類社會交換的一般等價物。

經過長時期的自然淘汰,作為貨幣使用的自然物在絕大多數社會里逐漸被金屬所取代。人類理性在實踐中發現原始實物貨幣存在如易損耗、不易攜帶、質量不均勻、易被仿造、難以控制數量等問題,同時意識到金屬具有價值比較穩定、易于分割保存、便于攜帶的特征,特別適合于作貨幣。馬克思對此評論說:“貨幣天然不是金銀,但金銀天然是貨幣。”也就是說,貴金屬作為貨幣,其正當性即“一般授受性”,是以其自然屬性為基礎的。

圖為咸豐重寶,當五十及以下計值稱為“咸豐重寶”,高于當五十計值稱為“咸豐元寶”,以區別于小平錢“咸豐通寶”。咸豐重寶當十錢雖然是咸豐大錢中計值較低的品種,但是由于鑄造時間早、流通區域廣、版式最多,無一不在咸豐大錢中占據首位。

金屬貨幣本身還經歷了從稱量貨幣到鑄幣的演變。最初的金屬貨幣是原生的條塊形狀,并以重量為單位,每次交易都要鑒定成色,計稱重量,然后按交易額大小將金屬進行分割。鑒定、稱量、分割金屬極為不易,甚至會因成色不一而引起訴訟,于商品交易極為不便。一些富商巨賈憑借其信譽在金屬條塊上加蓋印戳標明成色和重量,形成最初的鑄幣,即私人鑄幣。當商品交換突破區域市場的范圍,貴金屬的重量和成色就要求更具權威的證明,于是國家開始管理貨幣,并憑借其政治權力鑄造貨幣。經國家證明、具有規定重量和成色、鑄成一定形狀的國家鑄幣就出現了。不過此時,國家或其他政治權威進行鑄幣并不意味著貨幣的發行和流通是以信用為擔保,人們接受和使用鑄幣的原因依舊是因為金銀所具有的天然內在價值。

貨幣形態從純粹自然物到金屬鑄幣是一個漫長的轉變過程。第一,這是人類理性選擇的過程和結果。人類選擇所依靠的正是工具理性,即從人類自身的需要出發,對經驗進行科學的、可計算的、有目的性的考量。第二,這一過程不僅體現著人類金屬開采和冶煉技術的提高,在更深層的意義上還體現著人類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它不僅在意識層面對自然物進行“去自然化”使之成為觀念中的貨幣,而且開始在物質層面對作為自然物的金屬進行熔煉、鑄造、雕刻等加工,使之部分地失去原有的“自然面貌”,更多地以人造物的形式出現。第三,在整個過程中,貨幣的價值基礎要么來自自然物的稀缺性,要么來自貴金屬的天然價值。不難發現, 這些都是自然形成的特性,具有天然性。就此而言,以自然性質為價值基礎是貨幣古典形態的顯著特征。

貴金屬作為貨幣在人類經濟歷史中占據了相當長的時間,在古典世界范圍內最終形成了以金銀兩種貴金屬為主要價值尺度以及流通、儲藏和支付手段的貨幣形式。

歷史上最早的紙幣——宋代的“交子”。

金屬貨幣的最早替代物出現在北宋的成都,即歷史上最早的紙幣——交子。與金屬貨幣相比,紙幣的制作成本低,更易于保管攜帶和運輸,避免了鑄幣在流通中的磨損,因而可以在較大范圍內使用,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可以注意到,紙幣對于金屬貨幣具有兩個質變:一是徹底擺脫了自然屬性,完全“去自然化”而以人造物的形式出現;二是本身不再具有價值,而與貴金屬相掛鉤或者以發行者的信用作為各種職能依據。第一個質變是非常顯著的,能夠明顯觀察到,第二個質變則體現為觀念上的長期歷史過程。

分別為唐代絲綢之路的商業貨幣、唐宋元明清各朝的方孔銅錢、戰國時期齊國刀幣。

紙幣對金屬貨幣在內容上的“去自然化”比形式上的“去自然化”更深徹,也更重要,因為這涉及到人類貨幣觀念的扭轉,是抽象的價值符號逐漸取代具體的貴重自然實物的過程,也意味著貨幣的價值基礎由天然穩定的實際價值向可計算的貨幣數量(即貨幣的供給量)與對貨幣的需求量之間的關系的轉換。

信用的創造:現代貨幣的理性化特征

紙幣與貴金屬的完全脫鉤意味著貨幣的價值基礎被抽離,貨幣職能將僅僅剩下流通工具一項。然而,構成貨幣的“正當性”即“一般授受性”的兩個最基本要素是流通手段和價值尺度,后者由價值基礎決定并且是前者的基礎。也就是說,如果貨幣的價值基礎被抽離,貨幣就不能充當價值尺度,貨幣的流通手段也就不具有實際意義,貨幣的“一般授受性”更無從談起。信用貨幣則解決了這個問題。

信用貨幣的幣材價值低于其作為貨幣所代表的價值甚至沒有價值,只憑借發行者的信用而得以流通。這就意味著信用擔保取代了貨幣之前因與貴金屬掛鉤而具有的價值基礎,從而為流通手段提供了保證并和流通手段共同構成了信用貨幣的“一般授受性”。如果進一步追問信用擔保的根據,那么,信用貨幣作為流通手段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人們對此貨幣的信心;二是貨幣發行的立法保障。對貨幣的信心源自對發行者信用的信心,立法保障來自發行者的管理和監督。信用紙幣是只能由政府發行并依靠國家權力強制流通的價值符號,兩個條件都指向主權國家的政府信用,這是信用貨幣“一般授受性”的唯一基礎。國家信用祛除了貴金屬的天然價值而成為貨幣的“正當性”來源,是貨幣新的價值基礎,也是貨幣的新“魔魅”。

這里藏著英國最多的財富,英國央行金庫內景。英國央行是英國最權威的機構之一,主要負責設定利率,發行紙幣和維護英國貨幣信譽。英國央行也是世界上最大黃金持有者之一,有兩層的地下室用來儲藏黃金。

信用貨幣在當今社會經濟生活中居主導地位,在可預見的未來,它也將繼續擔任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最重要手段和媒介。然而這并非說明貨幣的理性化進程到達了終點。事實上,這一進程不僅沒有結束,而且一些業已出現的重要的經濟現象為我們理解這一進程的發展方向提供了參考。

貨幣理性化的兩個未來走向

貨幣未來的理性化走向,可以根據貨幣在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理性化完成程度的不同,得到以下幾種可能性:一是形式不變、內容上實現的理性化,即“超主權方向”;二是內容不變、形式上實現的理性化;三是形式和內容上都實現了的理性化。后兩者共同構成“去主權方向”。

首先分析“超主權方向”。就形式方面來說,從原始實物到金屬鑄幣再到紙幣,貨幣經歷了從純粹自然物到半自然半人工物再到純粹人工物的過程,貨幣形式中的自然成分越來越少以至于消失,這是人類理性對貨幣不斷“去自然化”的結果。由于在可預見的未來,紙幣仍將是貨幣的主要形式,所以貨幣的理性化進程就只能發生在貨幣的內容層面。紙幣的最終內容是信用貨幣,信用指向一國政府或金融管理當局為之提供的信用擔保,所以信用貨幣等同于主權貨幣。如前所言,信用貨幣的“魔魅”就在于由主權國家為之提供權威信用擔保,使之能夠被人們認可、接受和使用。因此,對信用貨幣在內容方面的“祛魅除魔”就理所應當地指對主權信用擔保的超越,也就是說,新的貨幣形態可以不以主權國家為之提供信用擔保就能夠充當流通手段。換而言之,新的貨幣形態在形式上延續了信用貨幣載體“紙幣”,而在內容上對信用貨幣進行“去政治化”操作,抽去了作為其價值基礎的信用來源,這種理性化操作的結果就是一般所言的“超主權貨幣”。

目前,世界流通性最高的,使用率最高的就是美元,因為很多國家會將美元作為外匯儲備,美元在國際交易中占據重要地位,是強勢貨幣中最強的貨幣。

“超主權貨幣”的產生有其現實原因。首先,隨著全球一體化的深入,人類經濟前所未有地形成了世界性的統一市場,資本、人力、商品和知識愈加趨向無障礙的流動,出現了對區域性乃至全球統一貨幣的訴求;其次,在經濟全球化與金融一體化的大環境下,各國經濟活動已不再僅僅為本國政治服務,而是越來越多地遵循國際條約、規范和慣例來運作,貨幣更加傾向依附市場主體而非主權國家,多種主權貨幣反而在客觀上不利于全球經濟的順暢運行;另外,通過對“特里芬難題”的反思,人們認識到在全球一體化的經濟運行中,任何一種主權貨幣都不能作為國際清償貨幣,否則個中弊端遲早會引發經濟體系的崩潰,更穩定的金本位或者更超前的“貨幣聯盟”都可作備選方案。

經濟學家們對“超主權貨幣”的構想有很多種,也提出了多種方案,但目前付諸實踐的只有歐元,因而是唯一可選的分析對象。就形式而言,歐元仍然保留了紙幣的形式,顯然不存在理性化的進展; 在內容層面卻具有一定的復雜性。一般認為,信用貨幣之所以被接受,在于其以價值基礎為底的“一般授受性”,而這取決于發行國主權的強制力和信用程度;信用貨幣在此等同于主權貨幣,其價值基礎來源于國家主權的信用力量。國家主權政治上的權威性和經濟上的控制力以及人們對國家權威的認同感,決定了國家主權是強大的信用主體,擁有強大的信用力量,能夠支撐貨幣的順暢運行。但歐元并沒有主權信用作為擔保,它的創建在本質上是一項政治工程,在巨大的政治變遷中誕生的歐元最大的弱點恰恰在于政治:它是一個沒有國家的貨幣;是一種典型的內在“弱政治性”貨幣。歐元滿足信用性的基本前提是要有明確的發行主體,這個主體擁有自主的資源和資源處置權,能夠擔當該貨幣的最后貸款人。在現行市場預期的基礎結構中,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是信用貨幣的既定前提。對歐元來說,這個前提尚不存在。歐盟的現行機制決定了它離國家聯合體相差甚遠,尚無可能成為有獨立主權性質的集合體,難以產生如國家主權那樣的強大信用力量。在一個政治實體下,它的中央銀行承擔最后貸款人的角色。實際上,這個國家的資源總存量(經濟總量)是貨幣的實物基礎和最后擔保。對歐元來說,名義上的最后貸款人是歐洲中央銀行,而歐洲中央銀行是歐元的發行主體,卻不是歐元真正的信用支持主體,而由于歐元是“沒有政府”的貨幣,所以并沒有真正的最后貸款人。即使歐洲中央銀行被這些國家授權來承擔這個責任,也由于自有資本及其儲備太少而不可能擔此重任。此外,學界經常討論的支撐歐元的與美國經濟不相上下的經濟存量實際上并不存在,因為歐元區距離“歐洲合眾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所以對各成員國加總的經濟存量需要謹慎估計。

綜上所述,從價值背景上看,歐元幾乎建立在一種懸空性的虛擬價值基礎之上。然而理論和設計上的缺陷并沒有影響歐元的發行和流通,無論是學術界還是一般使用者,也基本都將歐元看作信用貨幣。 那么就要追問,如果承認歐元是一種信用貨幣,作為其一般授受性基礎的信用擔保來自哪里?

歐元塔樓位于法蘭克福市中心,是歐洲中央銀行的總部,歐元的誕生地,以巨大的歐元符號為標志。

所謂一個國家的主權信用,實質上是該國綜合國力的體現,包含了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公民認同程度等多方面的因素,是隨著這個國家的成長而日積月累地自然形成的。歐盟的信用,一方面來自理論,即歐盟各成員國將自己的貨幣主權讓渡給作為單一共同體的歐盟,歐盟因此在理論上擁有了各國貨幣主權相加的總和,盡管這不是主權信用,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歐元的信用基礎;另一方面來自現實,即歐洲發達的經濟、愈來愈緊密的經濟一體化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對統一貨幣的訴求,以及歐洲自古以來對政治一體化的追求,和對未來以歐元為紐帶實現政治一體化的展望和信念。就此而言,歐元的信用基礎是一種以共同利益為出發點、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礎上、以協商和協議的非自然方式創造出來的人為產物。

歐元作為一種具有獨立性和法定貨幣地位的超國家性質的貨幣,在貨幣史上第一次實現了不以主權國家作為信用擔保,其信用基礎超越了主權國家,在內容層面取代了基于價值理性的主權國家信用。經過以“超主權”為形式的“祛魅”,歐元將自身建立在了一種人為信用的價值基礎之上,成為貨幣理性化進程的一個“關鍵節點”。之所以稱之為“關鍵節點”而非“新的歷史階段”,是因為它的價值基礎仍然來自于信用,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屬于信用貨幣。但它又是一種新形態的信用貨幣,創新了貨幣的價值基礎形式,為貨幣實現理性化的新歷史階段開辟了道路,可稱之為“后信用貨幣”或者“人為信用貨幣”。

就貨幣形式而言,紙幣對金屬貨幣的取代并不意味貨幣“去自然化”的進程走到了終點,因為實體貨幣的最大自然屬性即其物理存在并沒有消失,只有把物理存在都否定了,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去自然化”。據此推之,“去實體化”或曰“去實物化”就應該是貨幣理性化在形式方面的最終發展方向。

比特幣概念圖。比特幣是第一種分布式的虛擬貨幣,整個網絡由用戶構成,沒有中央銀行。去中心化是比特幣安全與自由的保證。比特幣可以在任意一臺接入互聯網的電腦上管理。不管身處何方,任何人都可以挖掘、購買、出售或收取比特幣。

隨著科技和互聯網的迅速發展,非實體或非實物化的貨幣形式已經初現端倪,各種各樣的電子幣便是典型代表,例如銀行電子貨幣、大型網站自行推出的百度幣、Q幣,以及網絡數字貨幣比特幣、萊特幣等等。由于這些貨幣擺脫了實物形態,只以電子信號的形式存在,故一般也稱之為“虛擬貨幣”。虛擬貨幣在形式上把貨幣的理性化進程推到了極致,然而歷史經驗說明,貨幣形式的理性化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貨幣理性化進程在內容方面所呈現出的態勢。就內容而言,銀行電子貨幣是紙幣的電子形式,Q幣等則以企業信用為擔保;它們實質上仍是信用貨幣,在內容上沒有任何相對于信用貨幣的理性化推進。

在此以比特幣為例對這種新貨幣形態進行分析。學界對于比特幣的種種議論,無論褒貶抑揚,起初基本上是圍繞“比特幣能否算作貨幣”而展開的。隨著比特幣的合法身份在一些國家被逐漸承認,一部分主流經濟學已經開始認可比特幣是一種貨幣,轉而集中討論比特幣能否成為未來的主流貨幣。

比特幣擺脫了“傳統信用”的約束,其發行和流通的全過程完全建立在密碼學原理的基礎之上,通過數學運算來形成約束和規則,整個過程相當于由全體用戶進行保證和“背書”,以此取得所有參與者的信任,通過得到用戶的認同進行自我建設和自我擴張。

這種模式集合了貨幣曾經采取的“內在價值”和“信用擔保”兩種模式,然而又有所突破。具體來說,其“內在價值”來自于貨幣本身的唯一性、防偽性以及穩定的總量和發行速度,其“信用擔保”來自于對這種理論上客觀、公正、平等的貨幣體系的信心,其背后的一整套技術和思想架構消除了對國家政權的不信任,也消除了利用權力來攫取私人財富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形式理性要求經濟活動無阻礙地在最大的范圍內實現,體現為經濟活動的全球化和金融化;社會經濟活動突破了地域限制,越來越以個人或機構等直接方式,而不是間接地通過國家卷入世界經濟之中;個人、組織機構乃至國家的資產被最大可能地金融化,成為可計算可預測的數字或額度。人們出于經濟理性不希望作被動的貨幣產品消費者,而是要去中介化,直接參與商品和貨幣的生產、創造和流通,從而不受任何政府和銀行的掌控。

就理論而言,以比特幣為代表的網絡數字貨幣在形式和內容上同時推進了貨幣的理性化進程;然而從實踐來看,這只是貨幣未來形態的一種可能性,因此部分學者稱之為“烏托邦貨幣”是有一定道理的。

美元是國際黃金市場上的標價貨幣,因而與金價呈現負相關。假設金價本身價值未有變動,美元下跌,那金價在價格上就表現為上漲。

貨幣歸根結底是一種金融工具,它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人類社會的福祉。從哲學的高度把握貨幣的發展和演變,將有助于理解各種金融工具和現象存在的合理性和演變規律,有助于理解看似復雜的金融創新背后所包含的簡單而深刻的金融原理,也使得我們能夠更好地思索這些金融創新的價值所在,并促使我們進一步把握未來金融創新的方向“超主權貨幣”的產生有其現實原因。首先,隨著全球一體化的深入,人類經濟前所未有地形成了世界性的統一市場,資本、人力、商品和知識愈加趨向無障礙的流動,出現了對區域性乃至全球統一貨幣的訴求;其次,在經濟全球化與金融一體化的大環境下,各國經濟活動已不再僅僅為本國政治服務,而是越來越多地遵循國際條約、規范和慣例來運作,貨幣更加傾向依附市場主體而非主權國家,多種主權貨幣反而在客觀上不利于全球經濟的順暢運行;另外,通過對“特里芬難題”的反思,人們認識到在全球一體化的經濟運行中,任何一種主權貨幣都不能作為國際清償貨幣,否則個中弊端遲早會引發經濟體系的崩潰,更穩定的金本位或者更超前的“貨幣聯盟”都可作備選方案。

經濟學家們對“超主權貨幣”的構想有很多種,也提出了多種方案,但目前付諸實踐的只有歐元,因而是唯一可選的分析對象。就形式而言,歐元仍然保留了紙幣的形式,顯然不存在理性化的進展; 在內容層面卻具有一定的復雜性。一般認為,信用貨幣之所以被接受,在于其以價值基礎為底的“一般授受性”,而這取決于發行國主權的強制力和信用程度;信用貨幣在此等同于主權貨幣,其價值基礎來源于國家主權的信用力量。國家主權政治上的權威性和經濟上的控制力以及人們對國家權威的認同感,決定了國家主權是強大的信用主體,擁有強大的信用力量,能夠支撐貨幣的順暢運行。但歐元并沒有主權信用作為擔保,它的創建在本質上是一項政治工程,在巨大的政治變遷中誕生的歐元最大的弱點恰恰在于政治:它是一個沒有國家的貨幣;是一種典型的內在“弱政治性”貨幣。歐元滿足信用性的基本前提是要有明確的發行主體,這個主體擁有自主的資源和資源處置權,能夠擔當該貨幣的最后貸款人。在現行市場預期的基礎結構中,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是信用貨幣的既定前提。對歐元來說,這個前提尚不存在。歐盟的現行機制決定了它離國家聯合體相差甚遠,尚無可能成為有獨立主權性質的集合體,難以產生如國家主權之,新的貨幣形態在形式上延續了信用貨幣載體“紙幣”,而在內容上對信用貨幣進行“去政治化”操作,抽去了作為其價值基礎的信用來源,這種理性化操作的結果就是一般所言的“超主權貨幣”。

希臘民眾表達希望退出歐元區的訴求。沒有銀行業聯盟,沒有轉移機制,沒有監管體系來保證歐洲貨幣體系的正常運作,歐元區從誕生之初便烙上了眾多瑕疵。再加上成員國之間較大的貧富差距,窮國想過富日子的情況比比皆是,為綿延數年的希臘脫歐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

“超主權貨幣”的產生有其現實原因。首先,隨著全球一體化的深入,人類經濟前所未有地形成了世界性的統一市場,資本、人力、商品和知識愈加趨向無障礙的流動,出現了對區域性乃至全球統一貨幣的訴求;其次,在經濟全球化與金融一體化的大環境下,各國經濟活動已不再僅僅為本國政治服務,而是越來越多地遵循國際條約、規范和慣例來運作,貨幣更加傾向依附市場主體而非主權國家,多種主權貨幣反而在客觀上不利于全球經濟的順暢運行;另外,通過對“特里芬難題”的反思,人們認識到在全球一體化的經濟運行中,任何一種主權貨幣都不能作為國際清償貨幣,否則個中弊端遲早會引發經濟體系的崩潰,更穩定的金本位或者更超前的“貨幣聯盟”都可作備選方案。

經濟學家們對“超主權貨幣”的構想有很多種,也提出了多種方案,但目前付諸實踐的只有歐元,因而是唯一可選的分析對象。就形式而言,歐元仍然保留了紙幣的形式,顯然不存在理性化的進展; 在內容層面卻具有一定的復雜性。一般認為,信用貨幣之所以被接受,在于其以價值基礎為底的“一般授受性”,而這取決于發行國主權的強制力和信用程度;信用貨幣在此等同于主權貨幣,其價值基礎來源于國家主權的信用力量。國家主權政治上的權威性和經濟上的控制力以及人們對國家權威的認同感,決定了國家主權是強大的信用主體,擁有強大的信用力量,能夠支撐貨幣的順暢運行。但歐元并沒有主權信用作為擔保,它的創建在本質上是一項政治工程,在巨大的政治變遷中誕生的歐元最大的弱點恰恰在于政治:它是一個沒有國家的貨幣;是一種典型的內在“弱政治性”貨幣。歐元滿足信用性的基本前提是要有明確的發行主體,這個主體擁有自主的資源和資源處置權,能夠擔當該貨幣的最后貸款人。在現行市場預期的基礎結構中,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是信用貨幣的既定前提。對歐元來說,這個前提尚不存在。歐盟的現行機制決定了它離國家聯合體相差甚遠,尚無可能成為有獨立主權性質的集合體,難以產生如國家主權式已經初現端倪,各種各樣的電子幣便是典型代表,例如銀行電子貨幣、大型網站自行推出的百度幣、Q幣,以及網絡數字貨幣比特幣、萊特幣等等。由于這些貨幣擺脫了實物形態,只以電子信號的形式存在,故一般也稱之為“虛擬貨幣”。虛擬貨幣在形式上把貨幣的理性化進程推到了極致,然而歷史經驗說明,貨幣形式的理性化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貨幣理性化進程在內容方面所呈現出的態勢。就內容而言,銀行電子貨幣是紙幣的電子形式,Q幣等則以企業信用為擔保;它們實質上仍是信用貨幣,在內容上沒有任何相對于信用貨幣的理性化推進。

以網絡技術與大數據為基礎的二維碼支付在實現信息流與資金流的高效結合時,它也對傳統的貨幣法律制度、交易風險控制與承擔、金融隱私權保護等衍生了“革命性”的挑戰。

在此以比特幣為例對這種新貨幣形態進行分析。學界對于比特幣的種種議論,無論褒貶抑揚,起初基本上是圍繞“比特幣能否算作貨幣”而展開的。隨著比特幣的合法身份在一些國家被逐漸承認,一部分主流經濟學已經開始認可比特幣是一種貨幣,轉而集中討論比特幣能否成為未來的主流貨幣。

比特幣擺脫了“傳統信用”的約束,其發行和流通的全過程完全建立在密碼學原理的基礎之上,通過數學運算來形成約束和規則,整個過程相當于由全體用戶進行保證和“背書”,以此取得所有參與者的信任,通過得到用戶的認同進行自我建設和自我擴張。

這種模式集合了貨幣曾經采取的“內在價值”和“信用擔保”兩種模式,然而又有所突破。具體來說,其“內在價值”來自于貨幣本身的唯一性、防偽性以及穩定的總量和發行速度,其“信用擔保”來自于對這種理論上客觀、公正、平等的貨幣體系的信心,其背后的一整套技術和思想架構消除了對國家政權的不信任,也消除了利用權力來攫取私人財富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形式理性要求經濟活動無阻礙地在最大的范圍內實現,體現為經濟活動的全球化和金融化;社會經濟活動突破了地域限制,越來越以個人或機構等直接方式,而不是間接地通過國家卷入世界經濟之中;個人、組織機構乃至國家的資產被最大可能地金融化,成為可計算可預測的數字或額度。人們出于經濟理性不希望作被動的貨幣產品消費者,而是要去中介化,直接參與商品和貨幣的生產、創造和流通,從而不受任何政府和銀行的掌控。

就理論而言,以比特幣為代表的網絡數字貨幣在形式和內容上同時推進了貨幣的理性化進程;然而從實踐來看,這只是貨幣未來形態的一種可能性,因此部分學者稱之為“烏托邦貨幣”是有一定道理的。

貨幣歸根結底是一種金融工具,它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人類社會的福祉。從哲學的高度把握貨幣的發展和演變,將有助于理解各種金融工具和現象存在的合理性和演變規律,有助于理解看似復雜的金融創新背后所包含的簡單而深刻的金融原理,也使得我們能夠更好地思索這些金融創新的價值所在,并促使我們進一步把握未來金融創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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